摘要:自由体诗歌从其诞生之日开始便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的因素的制约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，自由体诗歌找不到出路，陷入艺术纪律的迷失的困境中。三四十年代，反政治倾向越加严重，个别执着艺术哲学的诗人陷入到象牙塔的孤独之中。新时期以来，自由体诗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，但是过度自由之后，口语化成为又一弊病。

关键词  自由体诗歌，困境，艺术纪律，文人化，口语化

对“五四”时期的自由体诗歌有过论述的有龙泉明，他在《“五四”白话新诗的“非诗化”倾向与历史的局限》中认为，自由体诗歌使文学的这个具体的领域蒙受到了不小的损失，尤其是以含蓄、寓义、多义、暗示、抒情为语言特征的诗歌，所受的损失更大。[1]在比较早的时候，梁宗岱认为，“所谓‘有什么话说什么话’，——不仅是反旧诗的，简直是反诗的；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，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杀了”[2]等。由此可见，梁宗岱先生对五四时期的自由体诗歌也持批判态度，而且将矛头直指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。而对于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体诗歌，袁可嘉也对其展开过论述，他在《论新诗现代化》中提到：“现代诗人重新发现事实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宣泄”[3]，在《现代论派·英美诗论》中，认为九叶派“不大能够直接的表现民族和时代的广阔画面”。[4]可见，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体诗歌也存在着很多问题。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由体诗歌，评论家们批判的声音也是持续不断。如章怡虹认为，使诗歌陷入困境的原因是，情感日趋淡漠，诗意日渐匮乏，有粗鄙与恶俗之作的泛滥。[5]持另外一种观点的是权绘锦，他认为，各个诗歌流派，各个诗歌群体，甚至单个诗人作诗的荣辱，成败得失，和当下诗歌所面临的困境都是由于对“真理” 这一支点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追寻方式导致的，而诗歌的真理则是海德格尔认为的“诗的本质是真理的确立”[6]。这是从大的方面阐述诗歌的存在问题或者说是诗人所面临的困境。